功甫贴真假迷局谁来解

提要：近日，苏富比拍卖行罕见地发布了一份长达14页的报告，以回应有关专家对于《功甫帖》的质疑。虽然这份报告从各个方面阐述了苏富比对于《功甫帖》是苏轼真迹的判断，但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，《功甫帖》真假或成难解迷局。

　　“双钩廓填”需要真功夫

　　2013年9月，在纽约苏富比以822.9万美元(约5037万元人民币)成交的苏轼《功甫帖》，因为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质疑其是“双钩廓填”的伪本，而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。相较于我们熟悉的“金缕玉衣”、“汉代玉凳”的粗劣造假，这种“伪本”可谓是书画造假的“真功夫”，而从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史来看，赝品一直是伴随着真迹左右，而其中的一些“精品”更是以假乱真，甚至令许多藏家颜面尽失。

　　对于不熟悉书画的人来说，“双钩廓填”似乎与一般的造假没有什么区别。但事实上，这种技术是用左右或上下两笔钩描合拢，沿字的笔迹两边用细劲的墨线钩出轮廓，并在之后进行填墨。在没有复印以及照相术的古代，这是复制书法的最主要方法之一。双钩填墨的技术始于唐朝，主要是宫廷用作为一些重要的藏品保存副本，也有记载皇帝会命人制作一些珍贵藏品的副本赏赐给大臣。双钩廓填利用很细的笔描出文字的轮廓，然后将内部用墨仔细填满，这种方法非常耗时耗工，不仅技术要求很高，失败率也很高，所以非一般百姓能够进行，只在皇宫中才有。其方法主要是将原作向光放置，如贴在窗户上，然后用很薄的油纸(不透墨，防止污损原作)覆盖在原作上将其摹下来，然后再以油纸作为中介，转到普通的纸上。历代评书者皆称这些摹本为“下真迹一等”。

　　存世的王羲之墨宝，基本上没有真迹，采用“双钩廓填”的基本上就可以当做是真迹来看。在2010年嘉德秋拍上，王羲之《平安帖》，以3.08亿元天价成交，这就是一件双钩摹本，有意思的是，收藏这件摹本的正是此次购买苏轼《功甫帖》的刘益谦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是一件“双钩廓填”的精品，其身价也是令人咋舌的。但由于此次上博的专家认为造假者是钩摹自晚清鲍漱芳(约1763~1807)辑刻的《安素轩石刻》，并非苏轼的真迹，因而市场价值大打折扣，远远不值5000多万元人民币。

　　针对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质疑，在此次出炉的苏富比报告中一一进行的回应，提出了“研究员先生文章中的做伪者以黑白拓本为底本，怎么可能书写出比翁氏双钩本更自然的笔锋转折、墨色变化与牵丝效果来的？”的观点。在整篇报告中，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至于张葱玉先生、徐邦达先生有无亲自过目鉴定苏轼《功甫帖》墨迹本。从苏富比的报告来看，其提出“以张葱玉先生的严谨，可能仅凭并不精致的影印本，就能对苏东坡包括米元章在内的三件重要宋人书法作品，草率地做出真伪鉴定结论吗？且鉴定结论准确而具体”和“如果这时候的徐邦达先生还没有见过《功甫帖》、《章候帖》、《刘锡勅帖》原作的话，应该是不会下如此肯定、如此具体的鉴定结论的。”的观点。

　　名家造假骗过权威

　　在书画鉴定的专业术语中，将“双钩廓填”归于“摹”，而其他的造假手法还有临、仿、造、改、代、添等。在造假者中，还有不少的名家，其中首推张大千。

　　提起张大千，人们肯定不会陌生，其造假的故事更是在书画收藏界“闻名遐迩”。他最初成名，人们吃惊的不是他的画作如何，而是他临摹石涛的作品惟妙惟肖，和真迹几乎一模一样。黄宾虹有一幅石涛的画，张大千一直想借来看，但黄宾虹都没有答应，不服气的张大千临摹了一幅石涛手卷，放在自己的老师那里，一次黄宾虹去张大千老师家，看到了这幅画，以为是石涛真迹，爱不释手，决定买下。张大千看到黄宾虹要收藏自己仿的石涛画作心里很得意，但他没有要钱，而是对黄宾虹说，就用这幅画换上次向你借的石涛吧，黄宾虹立马答应了，就这样，张大千用自己的仿石涛换来了一张真石涛的作品。令人叹服的是，黄宾虹后来出手张大千这张画时，拍卖所得远比自己买石涛真迹时还要贵。

　　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，谭敬率人所作的假画，不知让多少藏家和博物馆上当受骗。谭敬到底卖出了多少高仿的古代书画，像宋徽宗赵佶的《四禽图》、马远的《踏歌图》、赵子昂的《三竹图》、盛懋的《山水轴》、赵原的《晴川送客图》、朱德润的《秀野轩》卷等还卖到了国外。

　　虽然，苏富比拍卖行得出了“我们坚持苏富比拍卖公司在拍卖图录上有关苏轼《功甫帖》所引用的历代著录都是真实的，查有实据的。历代著录所记载，以及张葱玉先生、徐邦达先生鉴定前辈对苏轼《功甫帖》墨迹本的鉴定都是明确肯定的。”的观点，但是从目前业内以及网络的观点来看，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疑问，特别是在此次的报道中，大量出现的“无论如何”、“应该是”等词语，这也显示出主观判断的成分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，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，笔法中的一勾一捺极有可能因为书法家的身体、情绪状况，毛笔等工具的顺手程度，风晴雨雪的气候影响，所带来的笔迹的差异性可能是判若两人，如果仅就此中些微的差异来判别真假，无疑会带来误判。而像《功甫帖》中有关前辈徐邦达先生的论断，也有可能某人一句“误记”而浑水再起，因为死无对证。当下鉴定这一专业话语权平分天下，业余的干了专业的事情，鉴定则成了一种无奈的大众娱乐。没有主流话语，更失去了鉴定的尊严，这就是当下中国书画鉴定的窘境。

　　亦真亦假难倒专家

　　对于一件古代书画的真假，即使最为权威的专家也有可能有着相左的结果，而且有时候还不是真假之间的差别。在2012年上海博物馆举行的“翰墨荟萃”的五代宋元字画大展中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，要算是署名为五代董源的《溪岸图》，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像《溪岸图》那样，引发了一场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。

　　1938年，徐悲鸿在广西购得这幅名画，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会面，见之爱不释手，遂带回四川研究。几年后，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喜欢的金农《风雨归舟》(有人认为此画系张大千伪作)，换得此画。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，并请东京著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。1997年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出巨资购得此画，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，当时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《蒙娜丽莎》。然而同年8月，美国《纽约客》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，称《溪岸图》为仿制赝品，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观点：“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纪作品……其作者应是作伪者与收藏家张大千。”

　　持“作伪说”的包括高居翰、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、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。持“真迹说”的则有方闻、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大家谢稚柳和启功，而持“五代北宋”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、何慕文，台湾大学教授傅申，中国台北故宫石守谦、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。可见即使最权威的专家，对于一幅古代书画的真假都会产生如此大的歧义，这无疑也使得我们对于《功甫贴》的真假鉴别更加期待。

　　就目前的状况来看，《功甫帖》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破解的迷局，特别是大家期待的苏富比报告，并没有许多新出现的证据，或许等到今年《功甫帖》在龙美术馆(浦西馆)亮相的时候，大家看到了真迹或许会有进一步的认识。但无论如何，从最初只是由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关注，到今天成为网络上的热点，中国古代书画重新被市场所重视，这本身还是一件好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