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东坡《功甫帖》争议：博物馆的公信危机与救赎

《功甫帖》

近日来，随着刘益谦的三次公开声明和上博三位专家报告的出炉，《功甫帖》事件持续发酵。从目前来看，市场人士屡屡发声，而文博系统除了三位专家的报告，却鲜有发声。对于最终的结果，现在依然没有定论，但这场文博系统专家和市场专家的论战，从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博系统的公信危机。中国博物馆的研究是否能代表中国最高研究水准?其学术研究能力是否在削弱?为什么会导致目前的争论局面?博物馆该如何重构学术话语权?

博物馆公信危机

“几十年来，我们把民间的鉴定家视为生意人，把博物馆的鉴定家视为文化人，互不往来，互不交流。” 祝君波先生今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写道。

但《功甫帖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态。2013年中秋之夜，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 .9万美元(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)竞购得苏轼的《功甫帖》。随后计划于2014年在即将开馆的龙美术馆(西岸馆)中展出。但2013年12月21日，《功甫帖》被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公开质疑为伪本，引发圈内的强烈震动。

刘益谦三度发表公开声明，上博三位专家发布研究报告，但这并没有让争论声消失，反而有更多的业内人士卷入讨论，“也许最终各自之间还会有分歧，而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从来就没有100%的事情，但通过这样全面的会诊式鉴定和争论，可以向国人、向全世界普及一下中国古代历史、文化和艺术鉴赏知识，则大有裨益，其所得可能会远远超过辨明这幅作品真伪问题的本身!”季涛在《苏东坡的《功甫帖》真伪之争将如何了结?》一文中写道。

“关于《功甫帖》的争论，其实最终的结果可以争论，但它改变了人们对博物馆专家一贯权威的认知，以前质疑更多的是私底下，这次事件应该是一个里程碑，博物馆专家也开始走下神坛。”长期关注博物馆发展的李祥说。

从目前的社会声音来看，博物馆确实失去了艺术市场开始之初的学术话语权。而在艺术品拍卖行业建立之初，企业鉴定的能力还十分弱小，因而许多博物馆专家被拍卖企业聘为顾问，有鉴定专家为拍卖企业首场拍卖会开槌，有专家为拍卖企业能否上拍对拍品进行关键性的“掌眼”，也有专家帮着拍卖企业去推介拍品。

“长期在文物经营界工作，与博物馆专家和收藏经营界专家两道均有接触。环顾眼下的书画鉴定界，喜忧参半，深感人才缺失。于博物馆而论，如今，随着这些一言九鼎的宗师先后谢世，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，已无权威敢拍板。究其原因，是我们建立的博物馆制度，鉴定人才由院校毕业，入馆培养，但很少放飞野外，往往纸上谈兵，研究来研究去，就是远离真伪二字，也难得做真刀真枪的决定。又逢1949年以后形势大好，一有老先生扛着，二有藏家捐献，三是“文革”送货来。所以藏品不愁。” 祝君波曾在文章中写道。

 

人才“青黄不接”

之所以博物馆、美术馆的学术话语权在逐渐丧失，跟国家对美术馆的定位有关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国内多数美术馆只是被用来陈列美术作品的展览馆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术馆。“当下，中国很多美术馆藏品不够、固定陈列不够、好的作品不多，展览过于频繁，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性特色，这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。但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现实中，美术馆主要是展览馆，有其合理或者说无奈的一面。因为目前中国的美术馆设施和场地仍然不足，而办展需求又很多。”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接受采访时曾说，中国美术馆在最高峰的年份，一年办展量可能达到140个。

虽然每个博物馆、美术馆都会有自己的研究部，研究人员的数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但研究功能在博物馆的职能中一直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，研究力量面临着断层、青黄不接的局面，“鉴定和艺术方面，进行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渐渐故去，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专家已经退休，其实有的还精力充沛，但并没有得到返聘;新一辈的还没有成长起来，新时期九十年代以来招收的研究人员比较多，但他们的社会阅历、学术积累以及接触的藏品有限，有时候我到美术馆或博物馆去，发现他们都很忙，忙于陈列展览的策划，静不下心来做研究，当然这跟领导的管理和个人对待研究的态度有关。”刘曦林介绍说。

目前我们的博物馆、美术馆普遍没有自己的固定陈列，缺乏比较稳定、有一定主题、符合博物馆、美术馆自身特点的展品陈列，“现在感觉非常忙乱，研究主题不停变换，这是做研究比较忌讳的，比如国家博物馆应该有系统的历代艺术作品的陈列，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近现代美术馆的藏品，现在基本陈列还没有稳定下来的话，研究就是局部的、零星的、不够系统的，这与整个博物馆建设的进度是有关系的。”

与此同时，博物馆、美术馆对于学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削弱，“因为制度和结构，现在美术馆很难吸收最好的人才进去，因为最好的人才可能会在高校，也可能在拍卖行或画廊，选择的余地大了很多。”

 

让美术馆成为研究平台

在过去十几年中，包括中国美术馆在内的各家美术馆，都面临着向现代美术博物馆的转型;让美术馆从单一的展览馆，走向集展览、典藏、研究、教育、国际交流和服务功能为一体的，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、发挥公共文化传播功能的综合性现代美术博物馆。

学术研究也开始被美术馆所重视，很多人也从不同角度思考如何加强美术馆的学术研究。“美术馆的研究策划一般来说包括两个方面：一个是对馆藏品的研究与策划;第二个是对整个当代美术的研究与策划。美术馆要站在美术文化的前沿，引领美术创作的思考，更重要的是美术馆要关照当代美术的发展，要策划一些有主题新意的展览项目;另一方面就是为新的馆藏提供前期调研，如果自己不策划展览，你收藏什么呢?也就是说美术馆的收藏与策划、研究是相辅相成的。”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曾说。

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把美术馆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，特别提到了美术馆的学术能力，“它贯穿于美术馆的所有环节中，我主要强调美术馆学术能力的两方面：一方面美术馆如何建立学术高度，产生学术能量;另一方面如何将这种能量转化成为社会服务，使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生产出来的知识的意义，能够感受到美术馆存在的意义，美术馆应该是一个具有知识生产能量的场所。美术馆与知识生产的问题，应该是美术馆的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。”

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学术部近几年得到了大发展，成绩得到了业界同仁的一致称赞，“有很多专业的博士和硕士加入到美术馆的学术队伍，我觉得自身的学术研究体系的人员是很重要的”。吴洪亮介绍说。

“作为体制内的人改体制不可能，我就改方法，我觉得美术馆要做成一个开放的平台，而不是仅凭两三个研究人员做研究”，“因为人的惰性是很强的，我个人理解要引入活水，今年北京画院做溥心畬的研究时就跟杭春晓博士进行了学术合作，这样展览会比较具有学术性，而且更开放，当然中国美术馆有近现代研究中心，我们这边有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，这些都是在平台上建构的机构，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它应该是开放性的。”

虽然博物馆本身的学术力量在学术，但在博物馆外，“我的体会是有一批人在崛起，比如溥心畬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了中央美院的曹庆晖老师、四川美院的鲁明军，以及刘礼宾、杭春晓、段君等一批人，这批人慢慢已经成气候了。”

“目前的博物馆、美术馆的学术机构已经做出了相当的研究，虽然从当下看很少与市场有所交集，但这些研究为未来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北京画院对二十世纪京派画家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最初市场并未关注到这个板块，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，市场的认可也越来越高，虽说这两者可能只是巧合，但为以学术引导市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”

与此同时，市场也在自觉地以学术为引导。国内的拍卖公司也在不断梳理中国美术史，挖掘市场价值洼地，老油画、新水墨等板块就是在学术的引导下，得到市场的认可。

当然，最终博物馆是否能取得学术话语权，引领学术发展，“不在于你想不想，而是你够不够格，让别人被你的见解或意见所说服。美术馆的学术建构之路还很漫长。”